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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報告

選舉權平等

2017-06-28 發布人:p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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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論選舉權的平等

摘 ?要:選舉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政治權利,平等原則是選舉權中最重要的一項適用性原則。政治冷漠成為當代政治學界以及執政者亟待解決和認知的問題,探究政治冷漠,是平等性原則未能合理運用于選舉。平等性原則在現代民主制中的適用,以合理差別對待的相對平等為前提的。本文是基于對平等理論的解析而探究選舉的平等性適用原則的。

關鍵詞:政治冷漠;選舉的平等性原則;合理的差別對待

一、現代政治參與下的政治冷漠

(一)政治冷漠現象

《中國人大》、《浙江人大》等雜志紛紛撰文指出:目前,在許多地方,選舉人大代表的選民的厭選情緒日漸濃厚,選民對選舉表現出的政治冷漠已成彌漫之勢。"選民參選率雖然很高,但冷漠的心態顯而易見:或者抱應付的態度,投票時隨心所欲;或者懷游戲心理,甚至進行惡作劇;或者隨大流,有的還樂于接受他人的包辦代替;或者對賄選等違法現象熟視無睹。"不僅在中國,在西方國家,自代議制民主建立以來,雖然投票選舉一直被視為代議制民主的鐵律,但是越來越低的低投票率仍然是現代西方政治學界亟待解決的問題,羅斯科在《政治科學》中一書明確提出:"下降的投票率是一種警示,低選舉參與意味著美國人越來越遠離政治體系,使得政治體系失去了合法性和權威性。如果這種情形繼續下去的話,民主政體的存在就會受到威脅。"在政治研究領域,政治冷漠是現代民主選舉制下一個極端敏感題,學界對政治冷漠的界定有多種爭論。王浦劬在《政治學基礎》中這樣定義政治冷漠,"政治冷漠是消極的政治態度在政治行為上的表現,即不參加政治生活,公民對于政治問題和政治活動冷淡而不關心。"[1]

而選舉是政治參與中最重要的方式。選舉的冷漠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公民對政治的態度,對現代民主制的認可程度。,所以,我們有必要深究公民政治冷漠,選舉冷漠的根源。就現代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參與而言,從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理解選舉冷漠,根源在于公民的政治權利觀念--一方是進步,一方是對選舉權的預期心理未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馬斯洛認為人有生理、安全、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五種需要,這些需要是像階梯一樣由低到高逐級遞進的。人類基本的需要必先得到滿足,然后才會進一步追求較高層次需要的滿足。低投票一方面表明人們對政治體系基本滿意,或者是對一切還沒有不滿意到要采取登記投票的程度,另一方面,公民參與政治是公民自我價值的體現,由于體制缺陷,以及各種限制性因素,公民全面的和平等的政治參與需求并未得到滿足,降低了公民政治參與的熱情。

二、選舉權的實現

(一)古代的限制性選舉權。

選舉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政治權利,早在古希臘時代,選舉在公民政治生活中地位就十分重要。而且對選舉資格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與公民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權相聯系。選舉權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制度下,其內涵和實質明顯不同。古希臘著名執政官伯利克里曾在精彩的葬禮演講中說:"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2]由于實行直接民主,雅典城邦的政治主權屬于全體公民。但是,值得我們主義的是,在這種城邦政治之下的"公民",是一個極其有限的"概念"。具有選舉權的公民僅限于父母都是本城邦的自由民并擁有財產的成年男性,婦女、邊民、城邦中較為貧困者、農奴、外邦人以及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奴隸都不是公民。只有具備一定的資格條件的公民才能享有一定的選舉權,而且選舉大都是職業化的。雅典的不完整的"公民"資格條件和職業化的政治參與者注定了其違反民主初衷的歷史悲劇。古羅馬首次在法律中規定了選民的資格條件,也是及其有限的"只限于成年男性自由人,婦女和奴隸不享有或者只是部分享有公民權利"。古代的限制性選舉權無論在形式化上還是在實質上都達不到平等的權利要求。

(二)現代的普遍性選舉權。

選舉表達了與民主制度相關的個人平等與意思自治的要求。在法律意義上的個人平等是指,一般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不得因性別、宗教、種族、階級、黨派等不同而受到差別待遇,也不得享有特權,或受到特殊的不利的待遇。但是法律意義上的平等不是絕對的平等,因為人類在設定法律權利的同時也承認了人類先天所固有的先天和后天的差異性,而且即使是相對的平等也只等在相對意義下才有實現的可能。因此,普選性的選舉權,即現代意義的選舉,從憲法和法律上規定了享有選舉權的主體資格、范圍,規定行使選舉權應具備的條件和資格。如美國聯邦憲法第二十六條修正案第一款規定:"年滿十八歲或十八歲以上的合眾國公民的選舉權,不得因為年齡而被合眾國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絕或限制。"如中國《憲法》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

三、合理的差別對待--選舉權適用的平等性原則

(一)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

形式平等即所謂的"機會平等", 各自在其人格形成和實現過程中機會上的平等。至于社會自由競爭,優勝劣汰所產生的不平等的社會后果則在所不問,并且認為只要保障形式的絕對平等,則任何個人即獲得平等保障。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到"民主的解釋是通過結合機會公平的原則與差別原則達到的。"[3]羅爾斯提到的第一個正義原則,即平等的權利原則,就是以"作為向才能開放的前途的平等作為公平機會平等的平等"[3]為內容的。形式平等和經濟自由的結果,雖然造成社會貧富之間兩極分化,社會強者與弱者之間事實上的地位不平等,產生強者支配弱者侵犯弱者利益的嚴重不公正現象。但是,羅爾斯在探討關于"平等分配原則的推論"問題時又說:"如果在社會基本機構中有一種不平等可以使每個人的狀況都比最初的平等狀況好,為什么不允許這種不平等呢?"[3]這里所指涉的"不平等"就是能夠達到平等的"限制性條件"。上文所述的各國對選舉條件的限制性規定是具有憲法權威的,旨在實現"應然"意義的公民權利。所以,雖然機會的平等不能滿足結構的絕對公平,但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人們政治參與的需求,即提供了參與的機會,而且可以提高政治運作的效率,以使大多數人滿意。   (二)合理的差別待遇。

實質意義的平等觀是承認合理條件下的不平等的。選舉要達到實質意義的平等,必須承認合理的差別,反對不合理的差別,也就是說"相同情況,相同對待,不同情況,不同對待"才是合乎正義的真正的平等。[4]

羅爾斯認為:"公平機會的原則只能不完全的實行,至少是在家庭制存在的情況下是這樣的,自然力發展和取得成果的范圍受到各種社會條件和階級態度的影響。""因此我們可能采取一個在承認這一事實的同時能減輕自然拈鬮的任意結果"。[3]由此,可見,基于自然天賦等不可抗的因素,差別原則是社會必須認可的制度原則。差別原則的目的是保證民主最大程度的實現,平等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這一說法有一個明顯的意義:每一個人的地位相對于平等的最初安排來說都是可得到改善的"。[3]我們亦不能把"差別原則"解釋為刻意的不平等。

現代選舉權的合理性,部分是基于差別原則而言的。按照羅爾斯的說法,差別原則協調社會利益,差別原則具有補償功能,優勢群體可以幫助弱勢群體,以保證"最不利的代表者們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選舉的目的不僅是使公民能夠實現對政府的控制,還在一定程度上使執政者獲得公民認同上的滿足,以保證一國政治穩定。從公民權利的實現和政府合法性權力的獲得這一意義上講,上文所述各國對選舉的資格條件、地域范圍的限制,其間所體現的年齡、教育水平的限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綜上所述,現代意義的普選權是不平等條件下的"平等"。亦即,合理差別原則之下的相對平等。

四、平等選舉權的實現

選舉既是權力,也是權利。但就選舉的平等性這一適用原則來說,選舉更多意義體現的是公民的政治權利。前文所述政治冷漠、投票率低等現象均是平等性原則未得到充分適用的表現,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是未能從深層次的觀念上認識平等性原則,從制度層面剖析,選舉制度的不完善也是又一重要的影響因素。

(一)選舉意識

選舉為公民提供了一種利益表達的途徑,讓每一個人成其為人"是西方憲政之核心理念。正如康德所說:"每一個人都應該被作為一種目的來對待,而決不應僅僅被作為一種手段"。在公民個人為什么要加入政治過程,參與政治決策這一問題上,公共選擇理論抓住了在公民政治熱情,政治責任感和義務感背后的利益動機。公共選擇理論是專門研究政治市場的理論,主要投票制度。公共選擇理論始終以"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作為分析公民個人行為取舍的基本依據。所以,公民參與選舉的背后是利益的驅動。"公共選擇理論表明,社會集團或組織的規模越大,人員越多,人們為實現集體利益而采取統一行動的可能性就越小,參與的動力就越分散。為保證集體決策的成功,集團或組織的確需要建立選擇性激勵機制,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強制規則,但激勵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對于現代大范圍的國家來說,如果政黨把注意力放在迎合選民的偏好,注重以誘人的許諾來激勵一部分選民參與選舉,其結果就會導致政府膨脹和財政赤字;如果對公民進行不恰當的強制,就會造成與民主、自由理念之間的緊張,這是公共選擇理論的困惑,也是西方民主困惑。"[5]

(二)完善選舉制度

平等性原則在選舉中的適用,表現是多方面的,從直接選舉到間接選舉,從比例代表制到差額選舉,選舉方式的演進不僅是現代民主制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且"選舉既是民主"直接體現了選舉對民主進步的重要影響。利益不是影響選舉的唯一因素,外部性制度約束的強力是任何一個民主社會都不可避免的。選舉制度存在的問題,因時間、社會意識形態及各國經濟政治實力不同而不同。單就中國選舉制度中缺陷來看,城鄉居民選舉資格的差異、選舉代表比例的不合理設置、因選舉而開行的政治腐敗和權力尋租之勢等嚴重影響了我國的政治文明建設。所以,有必要從制度上完善選舉。如選舉的公開化和透明化,進一步統籌城鄉發展,政策應向弱勢群體進一步傾斜。

參考文獻:

[1]王浦.政治學基礎[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古希臘]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10.

[3]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4]賀振華,李志偉.論憲法平等權[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3,(2).

[5]吳昕春.公共選擇與公民參與集體行動的動力[J].安徽大學學報,2002,(5).

作者簡介:朱惠寧(1987-),女,寧夏吳忠人,寧夏固原市委黨校教師,研究方向:政治哲學。

原文地址:http://fanwen.wenku1.com/article/41453943.html
摘 ?要:選舉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政治權利,平等原則是選舉權中最重要的一項適用性原則。政治冷漠成為當代政治學界以及執政者亟待解決和認知的問題,探究政治冷漠,是平等性原則未能合理運用于選舉。平等性原則在現代民主制中的適用,以合理差別對待的相對平等為前提的。本文是基于對平等理論的解析而探究選舉的平等性適用原則的。

關鍵詞:政治冷漠;選舉的平等性原則;合理的差別對待

一、現代政治參與下的政治冷漠

(一)政治冷漠現象

《中國人大》、《浙江人大》等雜志紛紛撰文指出:目前,在許多地方,選舉人大代表的選民的厭選情緒日漸濃厚,選民對選舉表現出的政治冷漠已成彌漫之勢。"選民參選率雖然很高,但冷漠的心態顯而易見:或者抱應付的態度,投票時隨心所欲;或者懷游戲心理,甚至進行惡作劇;或者隨大流,有的還樂于接受他人的包辦代替;或者對賄選等違法現象熟視無睹。"不僅在中國,在西方國家,自代議制民主建立以來,雖然投票選舉一直被視為代議制民主的鐵律,但是越來越低的低投票率仍然是現代西方政治學界亟待解決的問題,羅斯科在《政治科學》中一書明確提出:"下降的投票率是一種警示,低選舉參與意味著美國人越來越遠離政治體系,使得政治體系失去了合法性和權威性。如果這種情形繼續下去的話,民主政體的存在就會受到威脅。"在政治研究領域,政治冷漠是現代民主選舉制下一個極端敏感題,學界對政治冷漠的界定有多種爭論。王浦劬在《政治學基礎》中這樣定義政治冷漠,"政治冷漠是消極的政治態度在政治行為上的表現,即不參加政治生活,公民對于政治問題和政治活動冷淡而不關心。"[1]

而選舉是政治參與中最重要的方式。選舉的冷漠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公民對政治的態度,對現代民主制的認可程度。,所以,我們有必要深究公民政治冷漠,選舉冷漠的根源。就現代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參與而言,從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理解選舉冷漠,根源在于公民的政治權利觀念--一方是進步,一方是對選舉權的預期心理未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馬斯洛認為人有生理、安全、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五種需要,這些需要是像階梯一樣由低到高逐級遞進的。人類基本的需要必先得到滿足,然后才會進一步追求較高層次需要的滿足。低投票一方面表明人們對政治體系基本滿意,或者是對一切還沒有不滿意到要采取登記投票的程度,另一方面,公民參與政治是公民自我價值的體現,由于體制缺陷,以及各種限制性因素,公民全面的和平等的政治參與需求并未得到滿足,降低了公民政治參與的熱情。

二、選舉權的實現

(一)古代的限制性選舉權。

選舉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政治權利,早在古希臘時代,選舉在公民政治生活中地位就十分重要。而且對選舉資格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與公民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權相聯系。選舉權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制度下,其內涵和實質明顯不同。古希臘著名執政官伯利克里曾在精彩的葬禮演講中說:"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2]由于實行直接民主,雅典城邦的政治主權屬于全體公民。但是,值得我們主義的是,在這種城邦政治之下的"公民",是一個極其有限的"概念"。具有選舉權的公民僅限于父母都是本城邦的自由民并擁有財產的成年男性,婦女、邊民、城邦中較為貧困者、農奴、外邦人以及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奴隸都不是公民。只有具備一定的資格條件的公民才能享有一定的選舉權,而且選舉大都是職業化的。雅典的不完整的"公民"資格條件和職業化的政治參與者注定了其違反民主初衷的歷史悲劇。古羅馬首次在法律中規定了選民的資格條件,也是及其有限的"只限于成年男性自由人,婦女和奴隸不享有或者只是部分享有公民權利"。古代的限制性選舉權無論在形式化上還是在實質上都達不到平等的權利要求。

(二)現代的普遍性選舉權。

選舉表達了與民主制度相關的個人平等與意思自治的要求。在法律意義上的個人平等是指,一般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不得因性別、宗教、種族、階級、黨派等不同而受到差別待遇,也不得享有特權,或受到特殊的不利的待遇。但是法律意義上的平等不是絕對的平等,因為人類在設定法律權利的同時也承認了人類先天所固有的先天和后天的差異性,而且即使是相對的平等也只等在相對意義下才有實現的可能。因此,普選性的選舉權,即現代意義的選舉,從憲法和法律上規定了享有選舉權的主體資格、范圍,規定行使選舉權應具備的條件和資格。如美國聯邦憲法第二十六條修正案第一款規定:"年滿十八歲或十八歲以上的合眾國公民的選舉權,不得因為年齡而被合眾國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絕或限制。"如中國《憲法》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

三、合理的差別對待--選舉權適用的平等性原則

(一)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

形式平等即所謂的"機會平等", 各自在其人格形成和實現過程中機會上的平等。至于社會自由競爭,優勝劣汰所產生的不平等的社會后果則在所不問,并且認為只要保障形式的絕對平等,則任何個人即獲得平等保障。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到"民主的解釋是通過結合機會公平的原則與差別原則達到的。"[3]羅爾斯提到的第一個正義原則,即平等的權利原則,就是以"作為向才能開放的前途的平等作為公平機會平等的平等"[3]為內容的。形式平等和經濟自由的結果,雖然造成社會貧富之間兩極分化,社會強者與弱者之間事實上的地位不平等,產生強者支配弱者侵犯弱者利益的嚴重不公正現象。但是,羅爾斯在探討關于"平等分配原則的推論"問題時又說:"如果在社會基本機構中有一種不平等可以使每個人的狀況都比最初的平等狀況好,為什么不允許這種不平等呢?"[3]這里所指涉的"不平等"就是能夠達到平等的"限制性條件"。上文所述的各國對選舉條件的限制性規定是具有憲法權威的,旨在實現"應然"意義的公民權利。所以,雖然機會的平等不能滿足結構的絕對公平,但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人們政治參與的需求,即提供了參與的機會,而且可以提高政治運作的效率,以使大多數人滿意。   (二)合理的差別待遇。

實質意義的平等觀是承認合理條件下的不平等的。選舉要達到實質意義的平等,必須承認合理的差別,反對不合理的差別,也就是說"相同情況,相同對待,不同情況,不同對待"才是合乎正義的真正的平等。[4]

羅爾斯認為:"公平機會的原則只能不完全的實行,至少是在家庭制存在的情況下是這樣的,自然力發展和取得成果的范圍受到各種社會條件和階級態度的影響。""因此我們可能采取一個在承認這一事實的同時能減輕自然拈鬮的任意結果"。[3]由此,可見,基于自然天賦等不可抗的因素,差別原則是社會必須認可的制度原則。差別原則的目的是保證民主最大程度的實現,平等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這一說法有一個明顯的意義:每一個人的地位相對于平等的最初安排來說都是可得到改善的"。[3]我們亦不能把"差別原則"解釋為刻意的不平等。

現代選舉權的合理性,部分是基于差別原則而言的。按照羅爾斯的說法,差別原則協調社會利益,差別原則具有補償功能,優勢群體可以幫助弱勢群體,以保證"最不利的代表者們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選舉的目的不僅是使公民能夠實現對政府的控制,還在一定程度上使執政者獲得公民認同上的滿足,以保證一國政治穩定。從公民權利的實現和政府合法性權力的獲得這一意義上講,上文所述各國對選舉的資格條件、地域范圍的限制,其間所體現的年齡、教育水平的限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綜上所述,現代意義的普選權是不平等條件下的"平等"。亦即,合理差別原則之下的相對平等。

四、平等選舉權的實現

選舉既是權力,也是權利。但就選舉的平等性這一適用原則來說,選舉更多意義體現的是公民的政治權利。前文所述政治冷漠、投票率低等現象均是平等性原則未得到充分適用的表現,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是未能從深層次的觀念上認識平等性原則,從制度層面剖析,選舉制度的不完善也是又一重要的影響因素。

(一)選舉意識

選舉為公民提供了一種利益表達的途徑,讓每一個人成其為人"是西方憲政之核心理念。正如康德所說:"每一個人都應該被作為一種目的來對待,而決不應僅僅被作為一種手段"。在公民個人為什么要加入政治過程,參與政治決策這一問題上,公共選擇理論抓住了在公民政治熱情,政治責任感和義務感背后的利益動機。公共選擇理論是專門研究政治市場的理論,主要投票制度。公共選擇理論始終以"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作為分析公民個人行為取舍的基本依據。所以,公民參與選舉的背后是利益的驅動。"公共選擇理論表明,社會集團或組織的規模越大,人員越多,人們為實現集體利益而采取統一行動的可能性就越小,參與的動力就越分散。為保證集體決策的成功,集團或組織的確需要建立選擇性激勵機制,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強制規則,但激勵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對于現代大范圍的國家來說,如果政黨把注意力放在迎合選民的偏好,注重以誘人的許諾來激勵一部分選民參與選舉,其結果就會導致政府膨脹和財政赤字;如果對公民進行不恰當的強制,就會造成與民主、自由理念之間的緊張,這是公共選擇理論的困惑,也是西方民主困惑。"[5]

(二)完善選舉制度

平等性原則在選舉中的適用,表現是多方面的,從直接選舉到間接選舉,從比例代表制到差額選舉,選舉方式的演進不僅是現代民主制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且"選舉既是民主"直接體現了選舉對民主進步的重要影響。利益不是影響選舉的唯一因素,外部性制度約束的強力是任何一個民主社會都不可避免的。選舉制度存在的問題,因時間、社會意識形態及各國經濟政治實力不同而不同。單就中國選舉制度中缺陷來看,城鄉居民選舉資格的差異、選舉代表比例的不合理設置、因選舉而開行的政治腐敗和權力尋租之勢等嚴重影響了我國的政治文明建設。所以,有必要從制度上完善選舉。如選舉的公開化和透明化,進一步統籌城鄉發展,政策應向弱勢群體進一步傾斜。

參考文獻:

[1]王浦.政治學基礎[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古希臘]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10.

[3]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4]賀振華,李志偉.論憲法平等權[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3,(2).

[5]吳昕春.公共選擇與公民參與集體行動的動力[J].安徽大學學報,2002,(5).

作者簡介:朱惠寧(1987-),女,寧夏吳忠人,寧夏固原市委黨校教師,研究方向:政治哲學。

范文二:論農民平等選舉權

摘 要: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我國《憲法》和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都予以明文保障的公民基本權利。但我國人大《選舉法》卻規定,在分配全國和地方各級人大代表名額時,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分配即“四分之一條款”,這直接導致了農村人口不能和城市人口享有平等的選舉權。廢除人大《選舉法》中的“四分之一條款”,實現城鄉居民選舉 “同票同權”。這不僅是中國政治改革的一個突破性舉措,讓農民充分享受社會發展的一切成果,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平等選舉權; “四分之一條款”; 新《選舉法》; 完善建議

一、平等選舉的基本內涵

在選舉權普遍性原則下,真正意義上的平等選舉必須具備以下兩個基本內涵:

第一,一人一票。即每一個選民在一次選舉中只有一個投票權。如果一個選民在一次選舉中有兩個以上投票權,即構成了不平等選舉。在選舉史上,英國在資產階級革命初期曾經規定,有不動產者,可以在每一處不動產所在地投一票。我國從1953年選舉法開始,即明確規定:“每一選民在一次選舉中只有一個投票權。”在這一意義上,我國從1953年開始即實現了平等選舉。

第二,每票同值。即每一個選民所投的選票在價值上或者說在效力上是相同的。這就要求在劃分選區時,每一選區的選民人數大體相當,同時,每一選區選出的代表數是相同的。如果每一選區的選民人數不同而選出的代表人數相同,或者每一選區的選民人數相同而選出的代表人數不同,都屬于選票價值的不同而構成不平等選舉。在歷史上曾經出現了諸多此類不平等的事例。

但是,我國的選舉自1953年以來一直規定城鄉之間存在著不同比例,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平等選舉。此次選舉法的修改,取消這種選民在投票價值上的差別規定,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等,這將進一步推動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

二、“四分之一條款”給社會帶來的消極影響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作為首要的政治權利,更應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然而,“四分之一條款” 即農民選舉原則只及市民的四分之一,顯然是將公民權利分成了不同的等次,這與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一理念不符,也不利于我國簽署的《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實施,并且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鄉經濟差別的縮小,農民參政意識的增強,“四分之一條款”已經嚴重不合時宜,給社會帶來諸多的消極影響。

首先,一方面,城鄉不平等選舉權的直接效果是造成了人大代表結構的失衡,農民代表數過低,農民權益保護不力;另一方面,農民人大代表比例過低的另一個直接效果是,堵塞了農民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渠道。造成上訪、群體性事件等在我國農村時有發生。這些事件的發生嚴重危害了社會穩定,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其次,四分之一條款對農民較多的省份和地方不利,由于各級人大按照四分之一條款分配代表名額,造成四分之一條款對農民較多的省份和地方不利。由此可以看出,河南、四川、河北等這些農村人口比例較大的省份,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都是北京、上海、天津平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兩倍甚至更高。農民是人民中的弱勢群體,農民人口較多的省份大多是弱省、窮省,四分之一條款使得這些弱省、窮省的力量進一步削弱。

最后,四分之一條款造成立法上不平等,也加劇了現實中的不平等,擴大了三農問題的危害。這應是城鄉選舉權不平等對農村社會穩定的一個間接影響。三農問題的出現與我國的現代化模式有關。而在問題表象的背后,則是資源一步步由農村向城市集中。這種資源的積累過程,也正是三農被邊緣化的一個過程,“三農問題”因此也就成為制約農村進一步發展的重大問題。

三、新《選舉法》對農民選舉權的完善及意義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選舉法的決定。這表明,我國城鄉居民選舉首次實現“同票同權”。

新修改的選舉法則第一次將所謂的“四分之一條款”規定為1比1。法律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口數,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鄉人口數相同的原則,以及保證各地區、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適當數量代表的要求進行分配,具體修改內容如下:

根據我國國體、政體,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應當體現以下原則要求:一是保障公民都享有平等的選舉權,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代表,體現人人平等;二是保障各地方在國家權力機關有平等的參與權,各行政區域不論人口多少,都應有相同的基本名額數,都能選舉一定數量的代表,體現地區平等;三是保障各民族都有適當數量的代表,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要有一名代表,體現民族平等。

將選舉法第十六條關于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分配的規定,修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口數,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鄉人口數相同的原則,以及保證各地區、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適當數量代表的要求進行分配”等等。

新《選舉法》對于農民平等選舉權的完善,實現城鄉選舉首次“同票同權”的內容讓我們對這部中國政治生活領域重要的法律充滿了期待并對其即將給社會領域產生的歷史性意義。

(1)實現選舉權的完全平等,一方面有利于促進選舉平等原則的實現;另一方面有利于實現各民族,各階層的團結,保證各民族階層有與其在國家政治生活的地位和作用相適應的代表名額。

(2)實現選舉權的完全平等,有助于進一步提高人民代表大會在我國現實生活的作用和地位,保證公民都能真正享有和實現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平等權利,可以部分修復長期以來受到制度歧視的農民與國家的關系,給農民信心和希望。

(3)實現選舉權的完全平等,有利于進一步調動全體人民的積極性,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統籌城鄉發展和促進社會和諧。   四、對進一步完善農民平等選舉權的建議

新《選舉法》對完善農民選舉權有了重大進步,但對如何保障農村流動人口的選舉權的問題等方面卻沒有作出規定,還有待進一步的完善。針對《新選舉法》有待完善的部分,特從立法及實踐上提出如下建議:

1.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要實現農民政治地位的提高,就必須首先要縮小經濟上的差距,實現經濟上的平等。雖然我國現代化的進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城鄉經濟的差距卻在進一步的擴大。要縮小這一差距,就需要國家在政策上作出調整和傾斜,切實減輕農民負擔。之前出臺的免征農業稅就是一個好的開始,在以后的經濟生活中政府需要更好的統籌城鄉社會經濟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切實把農村的種種問題提上日程。唯有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政策、體制障礙和正常限制,才能使得城鄉得以協調發展,農民經濟水平能夠提高。

2. 要加大改革力度,對不利于實現農村流動人口選舉權的戶籍制度和選民登記制度進行改革,以充分保障農村流動人口選舉權的實現。其次,為保障農民政治權利可以得到真正實現,要提供至少一種便利、有效的政治表達和政治參與的渠道。除了正式渠道,還可以采取靈活方式的非正式渠道,譬如說,可以考慮農民建立專門保障其利益的組織。

3. 發展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教育資源不足與農民教育需求日益增長的矛盾較為突出,而發展農村教育的最大障礙是資金短缺。因此必須要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在城鄉間對有限教育資源進行公平分配建立城鄉統一的義務教育體系,提高農民的政治意識。同時要加大宣傳力度,提高社會認知,樹立法律至上和權利本位的觀念,提高社會各階層的法律意識,確保對農民權利真正意義上的認可,為國家政治生活的良性運行創建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

參考文獻:

[1] 李光燦:《論法律面前平等》,載《社會科學輯刊》1980年4期.

[2] 韓艷麗:《論選舉權的丟失論對農民利益的損害》來源于《中國農村研究網》.

[3] 鄧成明:《論人民主權與公民的民主權利》,《廣東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

[4]張千帆 肖澤晟:《憲法學》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頁.

[5]蔡定劍:“選舉在中國”,《南風窗》,2002年第3期.

[6]王世杰 錢瑞升:《比較憲法》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頁.

[7]韓艷麗:《由選舉權的丟失論農民利益的損害》來源于《中國農村研究網》.

范文三:選舉權的平等保護

一、選舉法中的平等問題

政治上的人人平等最根本的就是要法律制度給予合法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權利。公民平等政治權利的獲得渠道很多,在我國目前階段,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公民自己選出的代表通過法定渠道表達利益訴求。由此可見,人人平等的根基在于選舉權平等。

選舉權作為各國憲法保護的一項公民基本政治權利,是公民最根本的參政權,作為政治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選舉權是實現其他基本權利的重要基礎和保障。選舉權平等是現代選舉制度確立的一項基本原則。選舉權平等的內涵包括:一是資格平等,這意味著選舉權不能因性別、民族、種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居住年限、職業、社會地位、財產狀況、道德狀況等無關因素被剝奪,除非低于一定的年齡標準未被授予選舉權或依法被正當剝奪選舉權,公民的選舉資格不能被任意踐踏,這一原則的實質是反對歧視。二是分量平等,即每一個有資格參與選舉的人只能投一票,而且其所投的一票與其他人的一票是等值的,不能含有更少或更多的分量,這項原則的實質在于反對特權。其中,一人一票是基礎,一票一值是更高層次的平等。

二、城鄉選舉權平等的意義和實現途徑

(一) 城鄉選舉權平等的意義

1、 有利于推動我國憲政建設

保障城鄉居民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平等,不能只是作為一個抽象的目的而存在,必須在民主憲政實踐中加以具體體現。實現城鄉選舉的同比同票同權,憲法尊嚴才能得以維護,憲政也才有可能。

2、 有利于改進人大制度,更好地發揮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

人大代表的結構和組成是否科學、是否能夠充分代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直接影響到人大制度職能的發揮。實現城鄉居民選舉的同比同票同權,逐漸增加農民代表的比例,充分發揮好農民代表的作用,才能更好地代表農民的意志和利益,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功能。

3、 有利于城鄉統籌發展,逐步解決“三農問題”

要充分保障農民利益,就必須摒棄身份歧視、消除城鄉居民在政治權利制度待遇等方面的不平等,切實保證農民代表在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占有相應比例的席位,以提升農民群體的立法博弈能力,增加農民群體的話語權,為逐步實現城鄉統籌,解決“三農問題”鋪平道路。

(二) 實現城鄉平等選舉權的途徑

為了保證城鄉居民平等選舉權的實現,首先應由憲法對選舉權做出最高法的規范,并由選舉法加以具體保障。民主的選舉應是法治的選舉,實踐證明法治化是實現自由、公平、平等選舉的首要前提。但是我們必須保持清醒地認識到,在立法上賦予城鄉居民平等選舉權并不意味著選舉權平等的立即實現。真正實現城鄉居民平等選舉權,需要在制度上不斷的繼續深化拓展,完善有關配套措施。

1、 加強民主法治教育、推動民主政治發展

傳統的官本位、家長制、一言堂、長官意志等專制、人治的思想和作風,無論是在某些政府官員、還是在普通百姓身上依然廣泛存在。因此克服傳統的專制、人治思想影響,樹立現代民主法治意識,將是我國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是由先進分子組成的,應當首先在黨內進行民主法治教育,使全體黨員和各級黨組織樹立民主法治意識,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真正讓人民當家作主,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其次,必須在全社會不斷加強民主法治教育。普及民主法治知識,提高城鄉廣大居民的民主法治素養,以適應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這對保障我國選舉制度的貫徹實施,真正做到城鄉居民同比同票同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 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增強其政治參與意識,科學的行使選舉權

繼續深入開展義務教育,普遍提高我國廣大農民的文化素質,培育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積極開展村民自治等基層民主活動。將自治的小民主與管理國家事務的大民主結合起來,使農民對選舉活動有更深的了解,培養民主興趣,增強其制度性政治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同時逐漸打破宗族勢力對農村的控制,增強村民的異質性,以促進農村市民社會的早日形成和健康發展,提高農村居民科學行使選舉權、理性推舉代表的能力。因此在農村經濟改革的同時應不斷培育和提高農村居民文化素質、法律素養,這對增強農村居民的政治參與意識,保障科學的行使選舉權才能提供支持和保障。

3、 應加強對農村人大代表的學習培訓和履行代表職責的指導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人大代表制是―種民主代議制度。從法理上講,實質上是選民將自己的政治權利暫時讓渡給自己中意的人選,成為政治代言人的候選人作為人大代表聽取和綜合該選區選民的政治意愿后,在人代會上發表意見、提交議案、監督行政權力、維護憲法和民權,并做出符合選民利益的決策和投票。一個人只要能夠代表農民的利益,即使是企業家、高級知識分子,都可以成為農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利益的代言人,因此農村人大代表的選舉范圍不應只局限于農民身份。

目前,農村人大代表的履職現狀與選民的期待差距較大。具體表現為:一是在思想上光榮感超過責任感。在“組織推薦、群眾選舉”的選舉模式下,一些人當選人大代表更多的感覺是一種榮譽,一種獎賞,對人大代表所應有的責任和義務卻不甚了解,更談不上認真去履職。二是提出的議案建議數量少、質量差。一些農村人大代表一屆下來,一件議案都未提,一條建議都未寫,參加人代會審議時,不知說些什么和怎么說,充當“啞巴”代表。三是聯系選民不經常。農村人大代表忙于本職工作,難以抽出時間聯系廣大選民。四是履行代表職責時顧慮重重。農村人大代表生活在社會底層,對政策、法律知識了解少,怕說多了、說錯了,不敢大膽履行代表職權。因此對農村人大代表的學習培訓和履職指導顯得尤為必要和緊迫。

三、結語

權利的實現是一個階段性、漸進式的過程,選舉權作為核心的政治權利更是如此。只要兼顧到社會發展、民眾訴求和平等精神,選舉權利的實現才能成為一個穩定的、可預期的、能接受的、不可逆轉的權利實現過程。實現城鄉選舉權平等,當然是中國走向民主的重要一步,但是還需要與我國整個人大制度的改革相結合,與整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相協調。受制于我國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城鄉平等選舉權只能“逐步實現”,應充分認識到應然權利向實然權利轉變將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

(姜瑞林,1968年生,河北內邱人,廊坊師范學院辦公室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

范文四:選舉權平等:城鄉同比例

十七大報告中提出“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的建議,引起了輿論的高度關注。實現城鄉同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將為新農村的建設提供政治保障、立法保障和權力保障,將進一步推動選舉權平等。

回溯歷史:城鄉不同規定有深刻時代背景

十七大報告中“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的建議,引起了輿論的高度關注。這一建議被普遍認為將有助于縮小城鄉差距、提升農民立法博弈能力,以及更好地實現公民平等權。

憲法明確規定:“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而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人大是一個代議機構,其主要運作是通過人大代表來實現的。因此,人大代表的結構和組成是否科學、是否能夠準確地代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直接影響到人大制度職能的發揮。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在人大代表選舉中一直實行的是按比例原則配置選舉權制度,這與我國的基本國情緊密相關。

1953年2月11日,我國第一部選舉法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獲得通過。這一法律明確規定,城鄉人大代表可以代表不同的選民人數。在選舉全國人大代表時,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是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8倍。也就是說,農村每一選民的實際選舉權是城市每一選民的八分之一;在選舉省、縣人大代表時,農村每一選民的選舉權則分別是城市每一選民選舉權的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這些在選舉上城鄉不同的規定,就某種方面來說,是不完全平等的。

而當時的背景是,我國人口構成的工農比例相差非常懸殊,如果按照統一標準分配代表名額,農民代表所占的比例就會大大超過工人代表的比例。只有規定城市和鄉村代表分別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才能保證工人階級在各級人大代表中占相對多數。

正如鄧小平同志在1953年關于選舉法草案的說明中指出的,“這些在選舉上不同比例的規定,就某種方面來說,是不完全平等的,但是只有這樣規定,才能真實地反映我國的現實生活,才能使全國各民族各階層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有與其地位相當的代表”,“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我們將來也一定要采用……更為完備的選舉制度”,“過渡到更為平等和完全平等的選舉”。

1979年7月1日,我國第二部選舉法即現行選舉法,由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有關人大代表選舉中城鄉不同比例的規定,在這一法律中沒有變化。

1995年2月28日,我國第三次修改了現行選舉法。這次修改,將原來全國和省、自治區這兩級人大代表中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比例,從原來的八比一、五比一,統一改為四比一。

無疑,這使城鄉居民的選舉權向更為平等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

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的顧昂然,在作關于修改選舉法的決定草案說明時指出,平等是選舉的一條重要原則。1953年我國第一部選舉法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對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比例做了不同的規定。4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十多年來,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城鄉人口比例也有較大的變化,應當根據新的情況,縮小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比例。

一組數字能清晰地反映出這一變化:根據選舉法的規定,現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應選全國人大代表的名額,農村人口每88萬人選舉1名全國人大代表,城市按每22萬人選舉1名全國人大代表。而在1995年選舉法修改以前,農村是每104萬人選1名全國人大代表,城市是每13萬人選1名全國人大代表。

現實條件:已具備“一票一值”的客觀基礎

“選舉的平等性,包含兩層含義。”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張春生解釋道:一是投票權相等,一人一票;二是每一票的價值相等,一票一值。相同數量的選民選舉相同數量的代表,一人一票是基礎,一票一值是更高層次的平等。

張春生介紹說,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選舉制度已經完全實現了一人一票原則,1953年和1979年選舉法都規定:“每一選民在一次選舉中只有一個投票權。”但由于過去我國經濟、文化發展還相對落后,在實現一票一值的平等方面,受各種因素的制約,還不能完全實現,只能在同一選區選民之間、同一選舉單位選舉人之間,做到一票一值;而在不同選區之間、不同選舉單位之間,還無法完全做到一票一值。

分析過去我國不能做到完全按照人口數量平等地分配代表名額的原因,張春生說,一是為體現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保證工人階級其中包括各界知識分子在各級人大代表中占相對多數,選舉法規定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可以多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二是為充分保障少數民族參加國家事務管理的權利,選舉法規定少數民族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可以少于漢族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代表則構成了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組織細胞。”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學系長期關注我國人大制度建設的學者楊連強認為,等量的人口產生等量的代表,這是選舉權平等原則的直接體現。

他分析說,按目前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4∶1的比例分配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存在著不同地區人口中的代表比例差異問題。對于城市化程度較高的省區如北京、上海等,人口中的人大代表比例就高;而對于農業人口較多的省區如河南、河北等,人口中的人大代表比例則偏低。

“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比例是否合理,是民主化進程的重要體現。”甘肅省張家川回族自治縣人大常委會人事代表聯絡工作委員會馬暉對這一問題也十分關注。

他認為,從理論上講,只有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相同,才能稱之為選舉權的完全平等。隨著形勢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各方面的情況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種按城鄉人口不同比例確定代表名額規定的不合理性開始顯現。

“這種變化表現為,在廣大現代農民中間不乏各類優秀人才,他們深入了解我國的國情,能代表普通群眾的意愿,并以此為基點來考慮國家的前途。”馬暉說。

“另外,從農村城鎮化的進程看,如今的城鄉人口比例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馬暉說。

有數字為證:我國居住在城市和農村的居民人數比例已經由1953年的13∶87,1979年的18∶82,1995年的30∶70,發展到2005年的42∶58。從1995年至今,我國城鄉居民人數比例平均每年長消一個百分點以上。按目前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勢頭,到2015年我國的城鄉居民人口構成比例會達到甚至超過50∶50,而到2020年,將很可能會有高達60%左右的人居住在城市里。

“從農村社會階層構成看。農村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結果之一,就是使農村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貿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馬暉說,“單憑農村戶口來確認農民身份,并將他們簡單地排除在工人階級、知識分子行列之外,有失公允。”

過去實行按比例原則配置選舉權制度,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國人口比例的城鄉巨差。隨著時間的推移,按比例原則配置選舉權的基礎逐漸發生了變化,使實現城鄉居民選舉權平等有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礎。“是到考慮逐步采取措施,確保每一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公民,都能享有和實現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平等權利的時候了。”楊連強說。

展望將來:選舉法有望適時修改

“無論農村人口、城市人口,還是農村居民、城市居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其權利是完全平等的。在條件成熟時,不能對某一公民群體有任何歧視性的規定,尤其不能以法律的形式來維系不平等的關系。”楊連強認為。

他說,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一方面有利于促進選舉權平等原則的實現,另一方面有利于實現各民族、各階層的團結,保證各民族各階層有與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相適應的代表名額。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人民無疑包括廣大農民群眾在內。”楊連強說,農民群眾上述民主權利的行使必須有一個基礎,那就是選舉權的保障。實現城鄉居民選舉權的完全平等,必然有利于從整體上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速度和質量。

近年來,修改或廢除“四分之一條款”的呼聲越來越強烈。不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專家學者不斷呼吁此事,而且在地方立法中也開始有所突破。據浙江省人大常委會代表與選舉任免工委有關人士透露,2006年,浙江省通過的《浙江省縣、鄉兩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實施細則》規定,“縣、自治縣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于鎮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也可以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同鎮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之比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分配”。

令人欣慰的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已充分注意到這一問題,并在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作出了正面回應。

為此,專家建議,國家立法機關應通過修改選舉法的形式,將“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這一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轉化為國家意志。

“相信不久的將來,選舉法有望作出修改。農民代表所占的代表比例將提高。”浙江省人大常委會代表與選舉任免工委有關人士說。

當然,由于行業眾多,界限模糊,有些農民出身的企業家往往也是農民身份的代表,真正一線的工人、農民代表很少。為使一線工人、農民的民意訴求得到更加直接、有效的表達,在操作層面仍有一些難題需要破解。

此外,在為城鄉按照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感到欣慰的同時,一些人大工作者也表達以下幾點期望:如何使選出的農民代表不只具有象征意義,而是能確實代表廣大的農民群體,反映他們的主張、傳遞他們的訴求;如何提高農民代表的履行職務能力,發揮他們在人大這一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中應有的作用……這些都是下一步制度設計需要著重考慮的問題。

范文五:從城鄉平等選舉權起步

今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以下簡稱《選舉法》)的決定。

這次《選舉法》修正案多達23條,涉及內容非常廣泛,但最引人矚目的是這樣一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口數,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鄉人口數相同的原則,以及保證各地區、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適當數量代表的要求進行分配。”

人們普遍認為,這一修改,把城鄉代表比例從1∶4改為1∶1,實現了城鄉平權,意味著農村人口在選舉上及政治權利的實現上向平等原則邁出了一大步,將促成憲法規定的平等原則的充分實現。媒體還不吝贊美之詞:中國從此開啟了選民平等、城鄉“同票同權”的平等時代,《選舉法》修改一小步,中國民主政治前進一大步!

追溯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城鄉人口選舉權的變化軌跡――

新中國成立后,1953年制定第一部《選舉法》時,我國的城鎮人口比重較低,根據當年人口普查統計,只有13.26%。考慮到我國當時工人階級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具體情況,為了體現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和工業化發展方向,《選舉法》對農村和城市選舉每一代表所需的人口數作了不同的規定。按照王兆國副委員長的解釋:“這樣規定,符合我國的政治制度和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完全必要的。”因為這樣的規定克服了單純以人口數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分配方法所帶來的種種制度上的弊端,是一種追求“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相結合的“積極措施”,是將個人利益、集體利益與國家利益有機結合的制度保障措施。這一規定絕對不能簡單地被解讀為“實行不完全平等的選舉”。

1979年修訂《選舉法》時,當時的城鎮人口比重為18.96%,因此基本上延續了1953年的規定,對于選舉人大代表的城鄉不同人口比例未作大的修改,但對不同層級規定得更加明確:全國為8∶1,省、自治區為5∶1,自治州、縣、自治縣為4∶1。

1982年修改《選舉法》,增加規定:縣、自治縣境內,鎮的人口特多或者企事業組織職工人數比例較大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決定,農村每一代表與鎮或企事業組織職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之比可以小于4∶1直至1∶1。

1995年修改《選舉法》,將全國和省、自治區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比例,與自治州、縣一樣,統一修改為4∶1。

從8∶1到4∶1再到今天的1∶1,農村人口歷經57年終于獲得了和城鎮人口平等的選舉權。這一歷史變遷令人感慨萬端。因為無論如何,此前農村人口的選舉權被嚴重縮水了。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所所長蔡定劍教授曾親歷、參與和推動中國選舉制度的發展,被公認為是該領域最權威的專家之一,在他看來,城鄉人口同票同權,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義”,意味著“農民在這個國家有地位、有同等的話語權”。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而人民行使民主權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享有選舉權。研究《選舉法》的專家認為,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一種非常優越的制度,它由人民選舉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其他國家機關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受人民代表大會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受人民監督。但是,長期以來,人民民主選舉人民代表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農村人口選舉權的縮水就是一個旁證。不過,分析世界民主政治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并非所有的人都擁有選舉權。

在古希臘和古羅馬奴隸制民主政治中,貴族、平民都是公民,他們平等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婦女和奴隸則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英國資本主義初期,規定有產者才能有選舉權,絕大多數工業工人、農業工人是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因為他們的年收入僅20~50鎊;那時候英國擁有選舉權的人數不超過總人口的5%,比例非常小。在美國,19世紀上半葉在白人男性中實施全民選舉權,19世紀六七十年代賦予男性黑人選舉權,20世紀初賦予婦女選舉權,20世紀60年代恢復黑人選舉權。由此可見,因為種族、性別、階級等原因而不能享有選舉權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由于城鄉二元的區分而導致我國農村人口選舉權縮水的現象,有其深刻的政治、經濟和歷史原因,的確不能簡單看待。

毫無疑問,新中國成立半個多世紀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根據社會主義民主選舉制度建設規律的基本要求,中國民主選舉制度建設從當代中國實際出發,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同時認真學習借鑒人類社會民主選舉制度建設的一些有益成果,體現了中國特色,取得了長足發展,為切實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也毋庸諱言,我國的民主選舉制度建設與人民的要求和期望還存在一定的距離,與馬克思主義追求的完全的普遍、平等、公開、競爭、直接和秘密投票的選舉還相距甚遠。

筆者認為,實行城鄉平等選舉權固然是中國民主政治的一大進步,但似乎不必評價太高;與其為之歡呼喝彩,不如把它視為中國民主政治的新起點。從這里起步,中國民主政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即以這次《選舉法》修正案而言,有學者毫不客氣地評論道,本次修法最大“亮點”與“看點”的“城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其真正意義在于增加了在農民選區“當選”的代表人數,增加的代表名額在現行體制下并不意味著農民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增多,而意味著要把那些需要“當選”的代表拿到農民選區去“通過”,農民選民需要為各級政府“選”中的人“舉”出比以往更多的代表。質言之,普通農民并不是選舉的真正參與者和決定者。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根據法律規定,無論是選民直接選舉還是間接選舉,人大代表都應該由民主選舉產生。但事實上,人大代表基本上都是由選舉委員會內部提名,經過平衡、協調后安排確定的。選舉委員會把這些候選人塞到農民選區,然后由農民選民經過法定程序把他們“舉”出來。在這種背景下,農民選區選舉產生的人大代表有幾位是基層農民?又有幾位會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呢?

人大代表肩負著代表人民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履行法定職責的重任,在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但擁有提名權的選舉委員會似乎走入了提名誤區。一是把“人大代表”等同于“黨政官員”,相當一部分名額分配給了各級官員;二是把“人大代表”等同于“社會賢達”,把不少名額安排給了社會知名人士甚至文藝、體育界明星;三是把“人大代表”等同于“勞動模范”,總是有意無意地將一些先進模范人物納入視野。這些提名標準致使許多代表的代表性、參政議政能力受到質疑,一些常發雷人之語的代表更是令人瞠目。

有學者指出,選舉的要義在于政治參與和選賢與能,是人民通過投票的方式來選擇他們的代表和領導人的活動,只有存在競爭才能保證選舉的使命得以實現。競爭是選舉的本質特征,沒有競爭就沒有選舉。所以,競爭選舉才是《選舉法》的第一原則。這番意見堪稱真知灼見。我們不妨把選舉程序設計成候選人之間的競爭,讓代表候選人在選區進行競選演講、自我介紹和宣傳,讓選民進行充分比較,然后再投票選舉。唯有如此,選舉才能真正成為選賢與能的政治活動。這樣的民主選舉對于中國民主政治來說,將具有里程碑意義。

(責編/朱艷秋)

范文六:選舉權的平等保護

八方論壇

選舉權的平等保護

姜瑞林

一、選舉法中的平等問題

政治上的人人平等最根本的就是要法律制度給予合法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權利。公民平等政治權利的獲得渠道很多,在我國目前階段,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公民自己選出的代表通過法定渠道表達利益訴求。由此可見,人人平等的根基在于選舉權平等。

選舉權作為各國憲法保護的一項公民基本政治權利,是公民最根本的參政權,作為政治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選舉權是實現其他基本權利的重要基礎和保障。選舉權平等是現代選舉制度確立的一項基本原則。選舉權平等的內涵包括:一是資格平

民族、種等,這意味著選舉權不能因性別、

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居住年限、職業、社會地位、財產狀況、道德狀況等無關因素被剝奪,除非低于一定的年齡標準未被授予選舉權或依法被正當剝奪選舉權,公民的選舉資格不能被任意踐踏,這一原則的

即每一個實質是反對歧視。二是分量平等,

有資格參與選舉的人只能投一票,而且其所投的一票與其他人的一票是等值的,不能含有更少或更多的分量,這項原則的實質在于反對特權。其中,一人一票是基礎,一票一值是更高層次的平等。

二、城鄉選舉權平等的意義和實現途徑

(一)城鄉選舉權平等的意義1、有利于推動我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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